（文/刘成文）《圣经》是基督教的最高典章，也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精神。要真正了解基督教，就需要仔细阅读和了解《圣经》。能够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成为信仰人数和信仰国家最多的教，基督教必然有它内在的特质。而如果需要真正探求这份特质，第一步要做的，还是得深入到对《圣经》的阅读，了解基督教的核心精神。

      最早对《圣经》的认识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关于中世纪欧洲黑暗的教会时代，《圣经》的发行权和解释权被罗马教会为首的天主教会完全垄断，对《圣经》的阅读和解释的权力成为了统治阶层所拥有的知识特权。它对整个平民和穷人阶层是封闭的。直到德国的古登堡用啤酒压榨机改装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印刷机，《圣经》才开始大批量地被印刷和传播，教皇和教会对知识的控制开始动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则进一步通过对《圣经》重做诠释和解读，从根本上颠覆了教皇和教会对《圣经》所拥有的绝对的解释权。《圣经》也在一夜之间，从压榨普通民众的精神鸦片变成了追求自由和新思想的斗争武器。

      近代中国的开放是被迫性的，起推动的主要力量，除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之外，就是西方传教士。甚至可以说，如果追溯到马可·波罗的到访北京，基督教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在潜移默化开始对中国最上层的统治阶级发生影响。利玛窦、汤若望……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通过和最高统治者的交往中，极力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而整个基督教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工具当然就是《圣经》。真正到了鸦片战争，基督教和《圣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到中国，根本与其所宣称的“仁爱”和“慈悲”完全相违背，是来外的侵略者蛊惑人心、麻痹国人的精神鸦片。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自称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对《圣经》进行断章取义，再加入了自我改造过的一套以基督教为外形实则依然封建专制的思想，直接引发了整个中国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强烈抵触。太平天国的失败，也使得《圣经》本身的名誉跌入了低谷，从而越来越难于引起中国人的接受。

      封建专制被推翻以后，进入北洋和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段时期是思想最为活跃和开放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在中国交相辉映。作为西方社会信仰支柱的神学和《圣经》，自然也会进入到中国。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主题是“救亡”和“民主”，整个社会对政治思想的渴望要远远高于对精神和道理领域的思想渴望。军阀割据和战乱的现实，使得基督教和《圣经》不得不将影响的目标转向上层统治者，但是上层统治者更加关心的是如何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他们接触基督教和《圣经》并不是为了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进行自我的醒悟和改造，他们所看重的是基督教和《圣经》在西方上层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以图通过同样的宗教信仰赢得西方社会上层的青睐，以便能够得到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即便后来进入到国民党时代，这种因为政治目的所引发的对信仰和《圣经》的接受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在统治者和军阀的眼中，基督教和《圣经》同样是作为利益交换的精神工具。

      解放战争之后，随着新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和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对所有外国在华的宗教场所进行了关闭，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信徒或者离开中国，或者在后来的思想改造中放弃了宗教信仰，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十七年的文化繁荣时期过后，，基督教和《圣经》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中，因其西方的本质属性成为了重点批判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和《圣经》成为又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鸦片，受到了激烈的政治批判，大批的基督教堂被拆毁，几十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国门再次打开，这一次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主动迎接世界，面对中国人的精神迷茫，占据世界思想领地前言的基督教和《圣经》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飓风一同进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自我封闭，这一次中国人用更加开放的心情和姿态重新审视基督教和《圣经》，在保持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对之进行吸收和消化。

   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交流，也引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就用“文化冲突论”来解释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其中占主要优势的，就是基督教文化。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开始引发国人强烈的文化身份意识。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势必要深入到其信仰精神，归其核心，即使要回归到《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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