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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职业教育
发布时间:2014-07-10

  (文/姚小鸥)前一段,因为高校改制提出,职业教育成为一个话题。我给一位网友留言说早想讨论此事。这不是空话。我进入社会,可以说是从职业教育起步。

 

  1965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被高中录取。我六个志愿全是高中,最后一个志愿是当时最差的学校郑州24中,也没有取上。我从幼儿园到博士,都是尖子,为什么考不上高中?1978年高考,我这个没上过高中的人,数学考了六十多分,百分制,差不多算是高分了(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单科要求50分),可见不是低能。对当时社会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不让上高中,也给了出路,就是划拨到一所名为“河南省供销合作社半工半读职业学校”的地方学会计。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农村供销社的财会人员。学生每人每月都有12元的助学金。应该说,这个学校的办学人员还是努力的。但由于是探索,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自己在学校里没学到多少东西。到《516通知》下来,全国搞文化革命,在这个学校差不多上了一年学,半年在郑州果品公司劳动(除例行的助学金外,劳动无报酬),半年上课。课程是珠算、写字(包括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标准写法)、商业基础知识、政治经济学和数学(只有代数)等。虽然自己感觉没学到什么高含量的东西,但同学们后来不少从事会计工作,可证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学校办学的路子无大差。对我个人来说,开始对社会有了感性认识,也有了职业的概念。文革后期(1968年4月,准确说是文革前期后段),我到郑州国棉六厂当了工人,职业学校的教育没直接用上,但工厂的实践使我知道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的博士。正常应该是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前一年的政治风波。在学校滞留了几年。1991年底或1992年初(大冬天)。我在长春某书店买了一本《七国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一本介绍西方国职业技术教育概况的书,买了送朋友。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某某(姓名隐去)有志于职业教育,予甚赞许。学术研究当有益于国计民生,无根游谈,令人生厌。中国正在并将彻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经济模式,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必在此社会之根本变革中日益显示出来。本书某某(姓名隐去)久索未得,故予购而赠之,以致意焉。
 

  这位朋友是学教育的。其父当时的分管之一是职业教育。后来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位领导在离任后还参与和职业教育相关的活动,可见是热心此事的,但多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起色不大。由此想到,职业教育必须由国家(而非仅仅国家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重视,否则难以搞好。
 

  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知道技术之重要。中国目前争取成为二流强国(一流强国在可以预测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分子生物学、超导之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线工作的技工和技术人员的职业素质。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情况亦大体如此。我对职业教育无甚高论。但自信所言符合实际。
 

  附:医生、律师、会计等的养成,都是狭义的职业教育范畴。广义的就不提了,免生枝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