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梵阿一铃）2015年3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推出的纪录片《河西走廊》在没有过多宣传的情况下，惊艳地亮相在国人面前，让国人眼前一亮。这部片子的惊艳可谓是由表及里。片头绝美的画面和梦幻的音乐已让人欲罢不能，而其背后的团队更是明星璀璨。曾担任BBC纪录片《美丽中国》摄影师并两次获得艾美奖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摄影师布莱恩·麦克达马特担任了《河西走廊》的摄影指导。布莱恩带领团队于2013年5月在河西走廊进行春季空镜拍摄。片中十分珍贵的河西走廊星空和八一冰川的镜头，也是由享誉世界的美国摄影师科里·罗素·布朗拍摄于2013年夏季。而片中的那段以都都克笛、弦乐主奏的绝美主题音乐更是由世界级音乐天团，来自希腊的雅尼主创。此外，担任本片学术顾问的沙武田先生也是国内著名敦煌学权威。仅仅就形式而言，《河西走廊》足以与英国BBC的主打人文历史纪录片媲美。

　　当然，若徒有绚丽的外观和豪华的团队，并无法塑造超一流的纪录片。这部片子的优胜之处在于浓浓的历史感与深切的现世关怀的完美结合。不少观众认为该纪录片配合了“一带一路”的宣传。其实，虽然纪录片最后一集《宝藏》中点出了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论述，但毕竟该纪录片的总导演赵启辰先生早在2012年初便已着手筹拍，若一定要说该片是“一带一路”的宣传片，未免过度诠释。但该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偶遇，恰恰揭示了某种微妙的历史逻辑：崛起的中国，需要一部立足中国，涵摄亚洲的纪录片。当今的中国，经略西部，整合亚太，恰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文艺是把握在形象中的它的时代，确乎其然。
 

　　“我们这部影片紧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这一宏大主题，从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入手，讲述了从汉代到新中国，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息息相关的发展脉络。”《河西走廊》总导演赵启辰先生如是说。“国家经略”是这部片子的基本关怀。十集纪录片分别为《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从张骞、常惠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敦煌贸易、凉州会盟等都充分揭示了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河西走廊既是一条御侮之路，主权之路，也是一条贸易之路，和平之路。而最后一集《宝藏》则回到现实，讲述玉门油田、金昌镍矿、兰新铁路等新中国重要工程，以及习主席“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卒章显志地揭示了该片浓浓的现世关怀和责任重负，与流行的小清新纪录片拉开了距离。正如赵启辰先生所说：“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穿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事关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梦想。对于古代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渴望。”
 

　　但我们从这部片中可以看到，经略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政治经济控制，还关乎国族认同的建构，文化场域的辐合。地缘政治常常是血缘政治的延伸，地缘政治又常常重构血缘政治。这也正是作为人文历史纪录片所要揭示的。十集纪录片中，文化占了强半。文化是民族认同的载体，是身份归属的确证，而该片在经略国家的明线之下，始终贯穿了中原文化和汉民族认同的暗线。这部片子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片子居然没有提到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众所周知玄奘西行的起点是河西走廊的玉门关，而且大半路程途径河西走廊），而花了整整一集演绎了国人并不算熟悉的两晋十六国时代河西学术的传承。河西学术不仅是大多数国人的盲点，也是经典学术史如皮锡瑞《经学历史》、钱穆《国学概论》并不着重的领域。而该片浓墨重彩的讲述，不仅仅是因为这与河西大地有关，而是因为基于家法和师法的经学传承本身就是古典儒家学术曲折与展开的基本范式。而发生在河西大地上的传经故事，因为处于五凉之乱的背景之中，从而更能呈现了儒家文化传承中迎难而上、夹缝生存的坚韧品质。而郭瑀、刘昞等河西经学家在胡汉政权的更迭中或出或处，亦迎亦拒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古典学术同样具备“区分敌友”的政治品格。所以，与其重复启蒙以来“西学东渐”、“西学中取”的老调子，不如发掘传统文化中逆境传经，天不丧斯文的文化坚守。与其责备古人“狭隘”的华夷观念，不如赞美他们身上浓的化不开的“中国人”之认同。至于被该片有意识忽略的玄奘取经，或是因为“取经”话语正是“西学东渐”范式的老调子。时异事殊，当今的中国更需要的不是“取经”，而是“守经”和“传经”。而且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玄奘的唯识宗因为不切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身方式，因而在中国的传承二世而斩。所以，唐僧取经的神话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此可以告一段落。至于同样与佛教有关的敦煌，《敦煌》一集虽然也浓墨重彩，但却牢牢体现敦煌石窟的中国特色和中国主导。本集的主人公“李工”首要身份乃是大唐的随军画家，职责是带有“化胡”意义的中原文化传播。而佛窟的开凿，同样也是基于河西汉人的宗法需要，佛窟代行了祠堂的功能。这就使得敦煌佛窟具有了浓浓的汉化佛教色彩，而免于“以夷变夏”之评价。当然，《敦煌》一集没有讲到张议潮脱离吐蕃归唐并受封归义军的故事，也是不小的遗憾。但片子略去不讲，或许是因为归义军始终未获得唐朝中央政府的旌表。张议潮归唐固然值得嘉许，但唐王朝并没有给它对等的待遇，未免让人寒心。认同必须是双向的相互的。若没有这种相互性，“归唐”仍然是一个并不完整也不昂扬的故事。或许这正是《敦煌》一集于此留白的深意所在。至于讲述藏传佛教萨班与蒙古阔端的和平谈判的《会盟》一集，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被征服者的文化改造征服者”这一历史规律。这同样也是文化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建构能力的体现。只不过在片中，基于凉州的历史限定，这一形式只能锁定在藏传佛教身上。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举一反三地联想到儒家，联想到蒙元和满清的汉化。以文化人，以道匡政，正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未绝的奥秘所在。
 

　　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条道路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命名。黑格尔认为，命名是一种权力。而使用他者的命名，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权力的认可。虽然海派学者朱大可先生提议“丝绸之路”更名“丝玉之路”，认为中国不仅向西方输出丝绸，也从西方输入珠宝。但朱大可先生依然没有摆脱口岸知识分子“开放”的趣味，依然不过是在西方人的命名权之下小修小补。而《河西走廊》的片子则似乎暗含了这样一种努力，将外国人命名的“丝绸之路”还原为中国人自己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的河西走廊，其次才是世界的丝绸之路（之开端）。河西走廊首先是一条御侮之路、经略之路，以及传经之路、护法之路，而后才是贸易之路、交流之路。这意味着中国观照世界的方式由关系意义的开放变成了本体意义的自信，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主体已经长成。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中西交流话语，变成了“世界是我的表象”的主体介入。河西走廊就是“中国道路”的隐喻，它通向的是以中国为本位的“道德共同体”（强世功先生论“一带一路”语）。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开始了她的荡气回肠的全新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