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加民）禁忌是文明社会的特产，文明与禁忌应该是结伴而生，相向发展的。在失去了禁忌的时代或者人类群落里，秩序很难保持，规范也将丢失，伦理和道德，也不复存在。社会就回到史前了，回到非常遥远的蛮荒和混沌的时代了。
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关注度决定了他们的效益。触碰神圣、禁忌是最有效的捕捉眼球的秘笈。所以，亵渎神圣是商人喜欢的手法，尤其是文化商人，不仅仅是中国的。有点像小孩子的恶作剧，怎么让你不痛快，就怎么做。因为只有让你不痛快了，就会有讨论、谩骂、争执，于是乎关注度不请自来，收视率和访问量快速飙升……广告商就逐臭而来了。
英雄偶像都是符号化了的精神存在，承载着中国人的价值和审美。这些符号化了的东西一旦定型，就很难变化。变化太突然，会让人不适应，很排斥，不喜欢。这些符号的内涵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与时俱进的。有时候政府的参与，也会重大发生作用。比如天仙配、孟姜女、梁祝、白蛇传、蔡文姬等等，都被赋予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民族团结、渴望美好生活的意义。是文化选择，也是政治选择。好多新编历史剧都有这样的经历。新中国以来诞生的英雄偶像，即便是取材于历史故事，也与“历史真相”有了很大的区别。
花木兰就是这样，南北朝时代的民间故事。本来就是民间故事，具备了民间文学的所有文体特点。特殊境遇下，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很有趣，当然显示了面对大义和私情对立情况下的艰难选择，也表达了好儿女的保家卫国的抱负。在千人一面的沉闷的古代女子文学典型里，这花木兰的个性特征符合人心深处的某种被压抑了的渴望。当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叫她民族英雄；在好莱坞大片里，则被诠释成人性与强权的斗争，女人如何在清一色男人的军营里生活十二年而不被发现的传奇色彩，也是不小的卖点。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偶像、英雄也都是这样，邱少云、刘胡兰、黄继光、五壮士等等，这些人物的历史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他们找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和审美。如果你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些“世俗”的逸闻趣事，甚至小偷小摸小毛病，就无限放大，上岗上线，就试图毁灭这些英雄和偶像，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同意，也无法得逞。鲁迅说了，有缺点的英雄也是英雄，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这些英雄偶像的存在早就具有了一定的神圣性，他们的符号价值早就超过了他们的本相。就跟你不能因为释家穆尼年轻时候也荒唐过，就否认他的佛教创始人地位不是？你不能因为耶稣少年时候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良形迹就否定他承担的基督教精神不是？风流才子李叔同39岁出家之前的种种劣迹也不能抹杀弘一法师的佛法成绩不是？宗教领袖尚且如此，文化高人如此，何况等而下之的普通偶像。可在低俗文化生产的商人那里，能够触动受众的敏感区就可以，票房至上，并不在乎这个产品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能量。正能量，负能量，都不如赚钱的能量更让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
这些日子，我因为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文章《凿船党对英雄偶像发起勐攻》而被一个叫“秦桧研究会”的人盯上了，反复给我来信，列举大量“史实”，证明历史误解了秦桧，冤枉了好人，对秦桧的平反昭雪，是迟早的事情，不信就等着瞧。还邀请我到“秦桧吧”里跟大家辩论。我无言以对，觉得遇上“高手”了。我回信：“秦桧成为了‘奸臣’的符号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相沿的结果，铁板钉钉，无人能撼动。如果你能找出第二个人可以作为‘奸臣’的代名词，能够被广泛接受，也好。祝你成功。”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汉奸，倒是有一个，王连举，样板戏《红灯记》里给日本人服务的叛徒。曾经十分流行。但是这是个纯粹的文学形象，没有留下后人成立“王连举”研究会给他平反昭雪。我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假设，唯独历史不能。因为时光不能倒流，民意不能改写。即便真的有历史真相，历史真的能够重新来过，一个千百年来无数人心目中的“奸臣”的符号，最后花落了谁家，那个家族的后人，应该因为祖上曾经给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一分独特的贡献而自豪，不必搞什么研究会，劳而无功地为一个奸臣的符号平反昭雪而枉费心机……
扯远了。贾玲版的花木兰之所以让人反感，就是因为她破坏了花木兰在人们心目中几乎已经定型了的美感和所承担的意义，千百年来她穿越了时空，成为了中国人民永恒的“女神”，她的刚烈、机智、大义、懂事，她对内替父从军、留下弟弟，保全家庭；对外报效国家，驱逐外敌，征战多年无怨无悔，最后又能回归田园，共享天伦之乐。这么美好的图景，综合了中国人所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现实困境和解决途径，怎么可以随便亵渎。贾玲这个放纵形体也终于放纵了心灵的艺人，想在花木兰头上动土，我看一半是无知，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无知，另一半当下低俗文化泛滥的大环境，让她醺醺然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情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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