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二郎说，“顾客以为我是明星，可是鱼和米到了我手上时，98%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二郎的大儿子和学徒完成了采买食材及复杂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二郎则承担了最后环节画龙点睛之作;二郎每天很早就到店子，经年累月成天和学徒们工作在一起;二郎每天不停巡视学徒的工作状况，鼓励他们做出“让顾客满意”的寿司;这些和师生合作科研的状况何其相似。师徒制需要学生认同师父的绝对权威和对师父的诚服，更要求师父的与日精进。师父是一种信心指数，既能让学生认识到“做事做到极致”这一的最高境界的玄妙所在，又能给学生自我实现这一水平的勇气和底气。而徒弟则需认真体味“徒”字的意义，或许是坚持不下来的徒劳，又或许是不断坚持中的徒刑。

　　现实总是让人气馁，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者越来越稀缺。连二郎自己也感叹：“现在的人只想要轻松的工作，然后要有很多空闲时间，还要很有钱，但他们都没想到要培养自己的技能。你在二郎寿司这样的地方工作，就是一辈子投入这一行。”现代社会因为个性解放导致传统师徒制日渐式微，因为当师父发现徒弟处事方针有所偏差时，要做到不横加干涉实在太难。不受管辖的自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虚幻理想，而师父的管理手段显然与此存在剧烈冲突。美国管理学家蓝斯登说：“跟一位朋友一起工作，要远较在‘父亲’之下工作有趣得多。”同样是哭，获得成就后喜悦地哭，完全不同于甘拜下风后失意地哭，“师父”的作用就是如何保障学徒不当逃兵，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难点在于，或许二郎很享受每天沉醉于寿司的生活，但别指望每个学徒都能有如此高的认知层次。片中只提到了最终“爬上岸”的幸存者，那些“溺死在深海中”的学徒，恐怕在二郎店里绝非少数。
 

　　二郎的成功违反了现代企业“规模化运作”运作的基本规律，其餐厅只有十几个座位，连厕所都在外面，活脱脱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反观国内任何品牌，只要稍有名气，必定第一时间开分店，发展下线，甚至采用加盟模式赚钱快钱，完全不顾及品牌价值受损。导师招生同样如此，能招多少就招多少。在很多导师眼里，学生不是学生，是“现实的生产力”，是“开动的机器”。过多的研究生使得师生关系中，导师能做好“师傅”者已属可贵，做到“师父”者凤毛麟角。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导师能否升格为“师父”，不仅在于导师，也取决于学生。倘若学生只想当学生却无心做“徒弟”，那么导师再怎么努力也无异于缘木求鱼，徒惹他人嘲笑。如果导师真正做好了“师父”而学生具有了“徒弟”意识，那么师生关系就像左右手。左手提东西提累了，不用开口，右手就会接过来;右手受伤了，也不用呼喊和请求，左手就会接过去。如果说师傅与学生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话，那么师父与学徒则是“命运共同体”。二郎的寿司店，给我们展示了：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只要有心，“师父”永远都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而这，恰恰是所有教师应当反求诸己之处。